导读：日前，德国总理朔尔茨与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受到高度关注，被视为是朔尔茨对当前复杂国际局势的破局之举。评论认为：在中德外交方面，此行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的政策理念；在欧洲关系方面，其想借此加强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展示主动性；在德国国内政治方面，也展示了其低调、果断的风格，具有政治家风范。德国为何成为中欧合作的关键纽带？本文从“对冲”视角揭示了德国在中美两极之间战略摇摆的原因及其局限。 在中、美之间，德英两国都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经贸互动，但在在意识形态和安全方面不能忽视美国的关切。相比之下德国更重视前者、英国更担忧后者。这与两国在贸易数据和海外安全利益的分布是紧密相关的。对于德国来说，中德合作能够增加德国的出口量和绝对收益，而美国过往的单边主义行为则促使使中德经贸愈发紧密。德国虽然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内部最有能力实现战略自主的国家，其对调动权力的犹疑却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政策自主性的不足。至此而言，德国行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对冲特征：适应实现中德友好带来的经济前景，同时避免危及其安全利益。 以德国、英国为代表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的本质是希望更大的议价空间，但拜登政府加速修复跨大西洋关系的动作，又给欧洲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欧洲拥有的空间也随之减小。从这一角度看，朔尔茨本次到访，也是在为德国和欧洲争取在中美之间更大的回旋余地，以维护政治、经济上一定程度的主动性。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转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文章由“国政学人”编译，仅代表作者观点。中美欧战略三角的幻觉：
德英两国的政策反应
文｜Richard Cook, Maximilian Ohle, Zhaoying Han
编译｜国政学人
来源｜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 图源：互联网
不稳定现状（status quo of instability）是指一个或多个大国有动机改变国际体系的权力动态，与吉尔平认为的“在没有国家有动机改变体系的情况下，现状可以说是稳定的”这一观点相对应。当崛起国获得激励，旨在调整国际体系的权力动态时，为了自身利益，其必然会与寻求维持自身权力的既有大国发生冲突。这将引发不稳定，随着体系的趋向调整，不稳定会成为整个竞争时期的常态。中美竞争给夹在中间的次级国家带来了特殊的体系压力。面对中美竞争，在美国主导的以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同中国的全面经济关系之间寻求中间立场可以实现战略独立吗？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和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指出，“身处超级大国的世界中，集体行动能够让欧洲在地缘政治中发挥作用。但如今，欧盟是否有集体能力捍卫欧洲主权，增强自身独立性，捍卫自身利益与价值观并不清楚。”考虑到欧洲国家多种不同的利益与政策偏好，其在如何应对中美竞争上体现出尚未确定的立场，两个主要关切强化了这一立场。一方面，此前特朗普政府发出的咄咄逼人、反复无常的信号，严重加剧了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试图重振美欧之间的传统纽带，这会缓解紧张的跨大西洋关系。然而，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意图表示担忧，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都强调中国的发展议程背后可能会别有用心。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即次级国家如何应对大国竞争带来的体系压力。为揭示其行为模式，现实主义学者提出制衡与追随的二分法。然而，这种对国家行为的描述存在非此即彼与过于简化的问题，忽视了次级国家与小国如何在体系层面大国竞争的条件下制定其对外政策的替代性解释。最近，学者们将对冲纳入为第三类的行为选择。吴翠玲（Evelyn Goh）将对冲定义为“寻求中间立场以便能预先阻止或避免因被迫选择一边而遭受损失”，是指“处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的行为”。按照该理解，制衡与追随并非体现为二分法，而是一种连续体，对冲表现为一种中间策略，是衡量次级国家与小国对特定国际秩序依附程度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国家进行对冲时，其寻求将与强国接触所产生的风险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同时，不容忽视大国竞争引发的体系压力对对冲行为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探究次级国家与小国如何以对冲作为一种对外政策指令，力图对体系压力做出反应。
对于次级国家来说，其实施对冲的能力受限于其固有的对外政策部署能力。虽然对冲通常被描述为亚太国家应对中美竞争的手段，但必须认识到，该地区大多数次级国家或小国缺乏回旋的地缘政治空间，缺乏主要欧洲大国的足够能力，缺乏多边安全倡议，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也不具备严格的利益相关方地位。因此，四个因素将亚太对冲与欧洲对冲进行了区分：地缘政治距离、能力、既有机构的组织一致性以及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的利益相关方地位。德英等主要欧洲国家在大多数领域都比亚太国家拥有更大的能力，这赋予了其更大的竞价潜力。欧洲通过北约等多边安全机构与美国结盟，这比亚太地区的轴辐体系代表着更强的组织一致性，其在国际秩序中保持着核心利益相关方地位，代表着一致的价值观与利益。基于以上对冲的复杂决定因素，以及对欧洲对冲前景的考虑，欧洲在对冲中会更倾向于美国，尽管它们希望寻求与中国进行经济接触。下文的分析将追溯德国和英国的政策关注与改变，描述两国为应对战略不确定性的尝试。经济上，在贸易战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政策的交叉火力下，许多欧洲国家与企业不赞成这些做法，这导致它们对中国的经济政策面临压力。欧洲国家自身也受到了美国各种关税的打击，从而动摇了其对于美国的立场。此外，出于对中国的安全担忧，美国呼吁自身盟友发挥作用，试图实现再平衡。尽管欧洲国家与美国有着同样的安全担忧，尤其是在南海地区，特朗普政府虽然要求盟友增加军费，但却宣布北约等联盟结构已然过时，这给欧洲的对外政策制定带来压力。拜登出访欧洲后，美国一直试图重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但这与特朗普政府的设想截然相反，揭示出一种不稳定的对外政策叙事。虽然德英等欧洲各国都希望从中欧贸易协议中获益，但其发出谨慎信号的原因在于，美国与欧洲对中国存在一致的安全担忧。对冲为补充中美欧三角关系的既有实证研究提供了一种合适的视角。
德国在中美两极间表现出持续的战略模糊，缺乏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种困局形成的原因不是德国有多么肯定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而更多是对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不满。过去几十年德国奉行“以商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的对华外交政策，特点是对中国采取规范和基于价值的方法，优先考虑民主标准和人权，并将其视为与中国进行更全面的经济接触的条件。然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德中经贸中常被忽视，德国政府强调双边贸易额，让企业率先推动德中经济关系，继而将自身外交政策资源外包给民企。如下图所示，中国市场在2018年仅以7.1%的份额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欧洲的8.7%和68.5%。▲图1. 2011-2020年德国出口至中国和美国的份额
▲图1.2011-2020年德国进口自中国和美国的份额
德国认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能够增加该国的出口量和绝对收益。如图二所示，2019年自美国进口份额为6.59%，同期自中国进口份额为9.96%，占比更大。德企主要通过知识和技术转让赚取利润，而机床出口是德中经济关系的基础，尤其是中国入世后，德国被日益增大的中国市场视为关键的技术和相关商品的供应商，进一步刺激德国经济增长。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于次年超过德国成为第三大经济体，这对中德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真正让德国感受到挑战的是2012年后中国的三个举动，一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即17+1合作）；二是中国提出了与德国制造类似的“中国制造2025”；三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尽管如此，德国仍然在2016年批准了美的集团以50亿美元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随后，中资还收购了曾为美国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Patriot Missile Defense System）提供升级产品的德国芯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中德合作不止于此，欧洲最大的内陆港口杜伊斯堡还计划与华为公司合作，建设一个由中国5G技术支持的智慧城市。使中德经贸愈发紧密的外部推力，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同期中国将德国拉到自己一边，强调经济收益并将德国（以及整个欧盟）设想为在战略上独立于美国的行为体。不过，中国未能成功从跨大西洋关系中的摩擦中获益。德国仍关注中国的经济动机，其一是中国企业正在往供应链高价值方向攀升，其二是中国企业在德国本地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有鉴于此，德国的对冲立场也很明显：适应实现双边友好带来的经济前景，同时需要充分解决安全问题，避免危及其安全利益。面临解决敏感问题的德国在其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时表现得犹豫不决，虽然德国公司有可能为了与中国的合作利益要求政府让步，但是德国只在区域战略层面的贸易政策边边角角做了一些修补。由于这种不承认自己的权力和能力（Machtvergessenheit）的状态，无法将其转化为欧盟的对外政策议程，从而降低了欧洲与中国的谈判能力。德国的权力遗忘（Machtvergessenheit）状态是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未能应对现状的结果，原因是德国传递的对冲策略和矛盾的行为使之无法调动更多的权力资源。简单来说，在可以获得经济利益的范围内，德国倾向美国是为了保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IO）的跨大西洋忠诚盟友地位。
英国脱欧后的核心方向是能够为贸易和融资创造新机会。因此，英国与中国的往来被认为是重振国家经济的有效选择，特别是考虑到潜在的《中英自由贸易协定》。特蕾莎·梅曾表示：“‘全球英国’和中国是‘天然的合作伙伴’，脱欧后的英国将寻求最优惠待遇，同时为中国继续努力融入现有国际经济安排提供帮助。”然而，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担忧破坏了中英的“新黄金时代”。来自美国的压力及普遍的安全关切已经压倒了英国和中国的经济往来。自《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之后，直到21世纪初的头十年，英国就一直在自由化的名义上促进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致力于创造双边经济机会，坚持中国的经济开放。继反恐战争（2001年）、伊拉克战争（2003年）、金融危机（2008年）及特朗普政府之后，中英在教育、文化和经济等层面增进联系，使得英国在中美竞争中拥有较大对冲空间。目前英国被认为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投资目的地。尽管英国的贸易与中国有逆差，且近年来还在扩大。然而，从图3和图4中可以看出，英国保持着多样化的贸易网络，其出口中只有6.14%（2019年）前往中国，而进口总额中只有9.33%（2019年）前往美国，美国仍然占据可观的份额。▲图3. 2011-2020年英国出口至中国和美国的份额
▲图4. 2011-2020年英国进口自中国和美国的份额
随着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IO）价值观对国家利益的影响，约翰逊政府还提出了D10集团（10个民主国家）的概念，声称坚持RIO价值观的国家可以获得替代5G设备供应。因此，中英关系正面临着“困难和严重的挫折”，前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表示，英国违反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基本准则，同时对华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英国脱欧后将中国视为经济机会的想法似乎已经消失，因为安全问题和对中国的“武器化”论调已经主导了英中政策。在安全领域，英国一直重视其对北约的跨大西洋承诺。最近，英国的军备主要集中在海军和空军，两艘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2017年服役）和威尔士亲王号（2019年服役）以及新45型驱逐舰的下水为标志，使得英国军事部署范围更大。除此之外，英国还于2021年联合美国和澳大利亚宣布成立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AUKUS）。这些部署都说明英国对美国的“重返亚太”和“印太战略”的认同。特朗普政府通过对华贸易战将经济武器化，也对英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已经有证据表明，美国准备对任何在中国采取损害美国利益的措施的外国政府，无论是否是盟友，都将作出强硬回应”。若英国寻求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同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就有可能受到FTA终止条款的限制，这就直接给中英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设置了障碍。英国被迫在中美竞争中做出选择，独立决策和行动的空间进一步缩小。然而，如果英国赞同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或许仍能通过第三方找到对冲空间。从本质上说，英国的战略震荡源于其与欧盟互动的持续不确定性。英国试图稳定其脱欧后新建立的关系、弥合经济利益和价值观之间的基础冲突，以及内部熊猫拥趸（panda hugger）和屠龙者（dragon slayers）之间针锋相对的对话。随着保守党领导的中国研究小组的成立，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连贯性可能会出现问题，其战略对冲不甚明朗。
虽然对冲主要发生在亚太地区，成为次级大国应对中美竞争的一种策略，但本文从欧洲的视角出发，认识到欧洲同样由各种次级大国组成，最明显的是德国和英国，他们被夹在中间并发展出相应机制应对中美竞争的影响，其鲜明特征是由欧美的长期关系以及以价值为导向、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塑造的。随着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严厉态度在欧洲日益显现，跨大西洋关系修复得更快，因此次级大国的对冲余地将越来越小。这种情况既将中国定义为欧洲的战略伙伴，同时也是欧洲的系统性对手。迄今为止，中国的努力被证明只是破坏了美国的地区霸权，在提供替代制度框架的能力方面仍然有限。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尽管德国和英国可以为了经济利益而选择倾向中国，但双方都不能在价值观上达成和解，也不能忽视美国的安全关切。即便存在调和经济利益的潜在可能性，但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IO）将继续成为中德和中英关系的绊脚石。价值观上的差异和摩擦导致各方越来越难以控制激烈言辞，欧洲被卷入大国竞争中，其战略自主或许只能停留在想象中。
*文章转自“国政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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